略论边疆的民族特性

更新时间：2012-02-13 20:15

社会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伴生的社会现象，也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历史事实。不同时空中的社会问题呈现了千差万别的形态与样态。现代性话语中的边疆 ①在吉登斯的“民族 ———国家”分析框架下获得了新的话语阐释，并演绎着与传统边疆社会不同的结构与行动逻辑。21世纪的中国边疆在全球化、工业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型社会问题，并与传统的社会问题互为交织，成为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破坏要素。

一、边疆社会问题的概念界定学界对边疆的概念涵义已经有诸多讨论，② 吴文藻先生早在 1942年谈论边政学这门学科时说，“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 ”，“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 ”，“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1］对于边疆，最简明的理解是指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我国有 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毗邻 16个国家，有 9个沿边省区(民族自治区)，135个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其中民族自治地方 107个。无论从历史、地理、文化，还是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看，边疆社会是一个异于内地的特殊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内发生的社会问题统称为“边疆社会问题 ”，在空间范畴上特指出现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边境沿线地带的各种社会问题，并有一系列的个性特征。其界定取决于 “边疆 ”( border)和“社会问题 ”( social problems)两个要件，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边疆社会问题 ”。由此，“边疆社会问题 ”可以定义为:出现妨碍边疆社会的公共生活、阻碍边疆社会进步、影响到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客观现象，这个现象已经被认识到，并被予以相当程度的关注和采取宣称行动，最终使国家和社会各界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较为典型的有边疆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跨国人口流动问题、边疆稳定问题、边疆贫困问题、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等。边疆社会问题具有区别于“一般社会问题 ”和“内地社会问题”的个性特征，例如互动性、差异性、民族性、复杂性、重要性等。限于篇幅，本文拟先对边疆社会问题的民族特性展开讨论。

二、边疆社会问题民族特性的内涵

(一)从地域空间看，边疆社会问题最先发生在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跨境民族地区，沿边少数民族地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地域由于受到政治压迫与民族迫害等历史因素影响，使得边境地区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云南 8个沿边州市有 5个是民族自治州，25个边境县中 22个为民族自治地方，有 16个民族跨境而居， 2006年跨境民族人口有375． 445万人，①边境县市的国土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3． 38%。“新疆 5个民族自治州中 4个属边境地区，6个民族自治县全部在边境地区，42个民族乡 40个在边境地区，33个边境县(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4． 3%。”［2］在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边境全方位开放的背景下，境内与境外的社会交往日益密切，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十分频繁，仅中缅边境地区“每年就有近 1 000万人次的出入境人口流动量和相互滞留对方境内数万人的流动人口。”［3］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个不断受到时空压缩的地点，正日益成为“境外———边境———内地 ”三个场域空间互动交接点。“和从前相比，地点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在，地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置于本地以外的外部力量之中。”［4］除了边疆历史上已有的传统社会问题，新型社会问题无一不是受到了境外、内地社会力量的双重驱动，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最典型的是云南的毒品问题，云南与臭名昭著的“金三角”毒品原产地毗邻，自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毒祸首先在边境民族地区出现并大面积蔓延扩散。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吸毒活动在空间分布上已经达到或超过下辖政区的一半，有的甚至高达 80%以上。云南边境某民族自治州下辖两县一市 41个乡镇中，34个辖区内发现吸毒活动，占全州乡镇总数的82． 93% ;另外一民族自治州某市下辖 5个乡镇 202个自然村，192个发现有人吸毒，占自然村总数的95． 05%。”［5］边境民族地区成为毒品的第一倾销地和毒品贩运集散地和中转站，贩运到全国各地和其他国家的大量毒品首先取道边境民族地区，再贩运到其它地区。沿边民族地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区域。

(二)从边疆社会问题相关主体看，以少数民族群体涉入居多新形势下产生的大量边疆社会问题，少数民族群体成为问题的首要担当对象。空间生产理论揭示出:一方面，空间是社会关系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与社会活动是通过一定空间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在以少数民族为活动主体的空间内，他们自然成为社会问题的主体行为者及利益相关者。不论是个体失范性、结构失调性、还是变迁性社会问题，莫不与少数民族群体有关。就各类新型边疆社会问题来看，少数民族群体大多成为社会问题危害的利益受损者和最大受害群体。众所周知，边疆地区社会发育度普遍较低，长期处于封闭的社会运行状态，少数民族群众与外界社会接触较少，接受信息和认识辨别事物的能力不足，承受力较为脆弱。在各种制度性、变迁性、越轨性的社会情景中最容易成为问题的最大受害者。以云南沿边的艾滋病问题为例，艾滋病病毒最初从境外传入云南边境地区时，少数民族群众对艾滋病的危害性、严重性普遍了解不多。如云南边境瑞丽市某村半数以上的少数民族村民认为艾滋病与一般的感冒没有区别。①结果是，病毒通过注射吸毒、夫妻交叉感染、其它不安全性行为等途径快速传播，并首先在个别少数民族�写ィ撕笤诤鹤搴推渌偈褡逯泄惴郝印� “1990年云南艾滋病感染者主要以滇西傣族、景颇族为主，此后汉族感染者比例上升，感染者民族种类增多;至 2003年汉族占 64%，傣族占 13%，景颇族占 6%，据有关统计，艾滋病已波及云南省 19个民族。”［6］

(三)从产生边疆社会问题的结构原因看，与特殊的民族社会结构有关许多年来，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存在较大经济社会差距是不争的事实。如云南省解放初期还存在着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领主制等社会形态，西藏 1959年民主改革前还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几十年的发展使边疆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经济社会的不平等意味着资源占有和权利获得的不平等。边疆地区教育资源稀缺导致少数民族群体整体在就业和其他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加之一些行业与部门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歧视与排斥，使其多从事低技术、无技术职业甚至处于无业状态。产生一个普遍的社会分层，其结果是 :少数民族群体多处于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下端或末梢，而最容易成为问题的受害者。以艾滋病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为例，由于生活贫困和家庭压力，加上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术技能，许多少数民族年轻女性被骗或被迫到沿海发达城市和境外国家从事性服务业，成为最大的受害群体。这样就 “接通了艾滋病从城市传到偏远山区的途径，”［7］造成了性病、艾滋病在边疆民族地区蔓延与传播。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因素包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家庭贫困、性别歧视、受教育程度低、就业机会少，以及法律规范与惩罚措施缺失等结构性、制度性因素。此外，少数民族的文化结构也是边疆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变量，最突出的表现在宗教文化结构方面。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许多民族历史和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民族生活方式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从而对民族传统、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乃至民族心理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大量的信教群众，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民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西藏的藏族群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云南的傣族普遍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云南 8个跨境州市“2003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信教人数有182． 435 5万人，占全省信徒总数的48． 6%。”②由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信教群众之间发生矛盾和纠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不可避免的社会事实。从敌我矛盾层面看，边疆地区始终存在着一小撮利用宗教蓄意破坏民族团结、制造社会动乱的破坏分子，2008年西藏拉萨“3． 14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 “7． 5 ”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是典型例证。此类犯罪事件都是极少数破坏分子利用民族、宗教作为煽动群众、破坏社会稳定的假借工具。此外，跨境民族地区还存有少数境外敌对势力和教会组织为达到险恶政治目的和文化价值侵略，不时进行宗教渗透。凡此种种社会问题，无不与宗教文化结构有关，对边疆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四)从边疆社会问题的危害性质看，多与民族性有关社会问题的危害事实是指社会问题的客观性方面。从客观事实的危害性质分析，在边疆民族地区这个特殊场域发生的问题，小到个人矛盾和群体纠纷、大到群体性冲突事件，以至影响全国民族关系、边疆稳定问题，问题的形成、发展、解决多多少少都与民族有关。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地区群体性冲突事件，事件的矛盾焦点大多是经济利益，但在发展过程中容易上升到民族之间的矛盾，经济利益冲突极易转化为民族冲突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如果是少数敌对分子利用民族、宗教为借口挑起的破坏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就更加表现出其民族特性。新疆乌鲁木齐 “7． 5 ”打砸抢烧暴力犯罪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挑起组织的，明显地暴露了其利用民族为幌子破坏边疆社会稳定制造民族分裂的险恶用心。此外，还有民族教育问题、民族贫困问题、民族生态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都发生在一定的民族社会结构之中，并存在着阻碍民族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破坏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疆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是连结在一起的。

(五)从边疆社会问题的建构话语看，“民族 ”是问题宣称的文本符号社会问题除了具有客观性的一面，还有主观性的一面。社会问题的主观性主要是指社会问题的认知而言的，“社会问题这个术语不仅指观察到的现象，而且是观察者思想中的一种状态。”［8］确定一种社会现象是否是一个问题，就在于其是否与主流价值观和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民俗相冲突，以及这个社会问题的话语权掌握在哪个利益主体手中，相关利益主体又是如何对问题的形成进行修辞和话语宣称的。“社会问题可以看作是一个集体定义而形成‘产品’的过程，集体定义过程中有众多互动者和一系列的符号表示。”在地理空间和政治单元都较为特殊的边疆，不论从问题的受害主体还是从治理主体看，“民族”是一个经常被用来作为问题 “宣称”( claimmaking)的文本，体现了建构者所采取的技术策略和行动逻辑。社会问题的“民族 ”宣称迎合了当前国家强调多民族统一与边疆和谐稳定的社会心理，更容易使问题 ( problems)成为“议题”( topics)，从而进入政府与相关组织的视野使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建构问题的宣称者尤其是社会问题受害群66体，常用“民族 ”作为搭建社会问题框架的借用语汇。例如边疆贫困社会问题，在社会底层群众话语权缺失的状态下，作为其问题代言人的乡镇基层政府或精英代表，在向上一级政府寻求帮助或优惠政策时，往往是以 “边疆 ”、“少数民族 ”、“民族地区”为诉求的核心词汇，以达到在公共场域中获得公众关注( public concern)的目的。虽然问题的形成不一定都是“少数民族 ”因素，但以“民族”为载体的表达方式，可以博得问题治理与解决者的支持和公众同情，更容易达到设定的目标，获得相应的资源和救助政策。从边疆社会问题治理者角度看，在碰到一些边疆社会问题尤其是性质较为严重、影响面较大的问题时，“民族 ”作为问题的表达符号多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甚至是政治性的高度来看待，明显地表达了国家重视少数民族的施政纲领与治理理念。典型的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性质的定论，2008年云南省孟连“7． 19 ”群体性冲突事件，事件涉入的双方分别是政府和少数民族群众。作为一起发生在边疆跨境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高层官员非常重视，并认为这是一起涉及“跨境民族 ”的群体性事件，处理问题的时候始终把 “民族 ”因素作为决策的首要考虑。各级政府官员也会相应的采取更加积极、谨慎、稳妥的方式。

三、民族视角对认识与治理边疆社会问题的启示

(一)民族特性是认识边疆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理念边疆社会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文化多元，是一个历史上和现实中都较为特殊的社会系统。在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中，少数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跨境民族境内境外成员之间交往日益增多、互动日益频繁，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带有民族性的基本特征则不言而喻。而且，边疆社会与民族的密切联系以及民族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将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表明边疆社会问题的民族特性将长期存在，它是认识边疆社会问题应坚持的基本理念。

(二)民族特性为研究边疆社会问题提出新的分析视角民族特性提示我们在边疆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要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充分将民族视角纳入分析的框架。从宏观社会结构层面看，边疆社会作为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系统，维持其运行的各个子系统如经济、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民族文化、民族交往等都发挥着各自的正功能。宏观层面边疆社会问题的发生，必然是某一社会子系统出现不协调因素，这时要考虑把民族作为其中的影响变量，例如民族自治政策、民族援助计划、民族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是否适当，是否符合当地的实际。从微观层面看，对具体边疆社会问题的分析要透过问题表面探析其背后的民族因素，如民族成分、民族地理、民族人口、民族教育状况、民族经济状况、民族社会习俗、民族心理等。种种边疆社会问题的影响因素中大都包含了民族性的内容。所以，对边疆社会问题的研究不论采取定性或定量方法，民族都是不可忽视的分析框架与研究视角。

(三)民族特性对边疆社会问题治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边疆社会问题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不同，其治理原则、方法与策略迥然不同，都需要运用相应的策略与动用一定的社会资源。有关部门在理解了民族这个基本特性后，可以灵活把握“民族”在问题中的性质和位置，从问题的客观事实上正视“民族”的影响因素，并采取切合民族社会实际的治理方式。在对问题的建构上，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动策略，以有利于边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为根本原则。如果是一般性边疆社会问题，可以从其民族特性来讨论解决。而对较敏感的民族性边疆社会问题，如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则尽量在公开话语宣称上将“民族”加以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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